专家揭迷雾：金庸小说里“活死人墓”确有其事

　　中新网12月13日电读过金庸小说的读者都会对小说中的全真教、王重阳、全真七子、重阳宫、活死人墓等人物、地点记忆犹新，多数读者也许倒会以为这是金庸先生的神奇想象，但日前在陕西户县召开的“重阳文化与旅游发展研讨会”上，众多的专家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和严密的论证告诉世人，历史上真实的王重阳、丘处机以及重阳宫全真教、活死人墓到底是什么样子。　

　　重阳宫的前世今生　　

　　西安日报报道，重阳宫位于户县祖庵镇，是道教全真派祖师王重阳早年修道和遗蜕之所。据专家介绍，元代时重阳宫曾盛极一时，曾有殿堂5000余间，住道士近万名，宫殿规模之大为当时道观之首。所以说金庸先生在小说中说重阳宫在终南山下，应该是没有错的。目前，重阳宫宫域总面积只有53亩，虽然规模气势远不如当年，可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边保存了大量道教碑石和研究全真道历史的重要史料。　　

　　传说中的活死人墓与现在的遗址　　

　　在金庸的小说中，王重阳的练功地点“活死人墓”是重阳宫中最神秘的地方。其实，历史上真是有“活死人墓”这个地方，的确也是王重阳修道练功的地方，但却在距重阳宫还有4、5里路程的成道宫中。如今还有墓堆，前面有碑石上刻着“活死人墓”几个大字。据当地专家讲以前曾经开过墓道，发现里面确有地下室，看下去深不见底，为了保护起见，没有让人进去，就用土封住了。据记载，王重阳早期曾经在活死人墓中修炼两年，还写了一首《活死人墓赠宁伯功》的七绝诗，描绘了这种特殊的修炼方法。诗中说“活死人兮活死人，风火地水要只因。墓中日服真丹药，换了凡躯一点尘。活死人兮活死人，活中得死是良因，墓中闲寂真虚静，隔断凡间世上尘”等句。　

　　真实的王重阳和“全真七子”　　

　　据专家介绍，王重阳名，字知名，号重阳子，咸阳大魏村人，生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其家为当地富豪，家业丰厚，早年攻儒学，曾文场中举。后在甘河镇和礼泉县两次遇仙密付口诀，金世宗大定元年四十九岁时，王重阳便在“活死人墓”中虔心修持两年，悟彻玄机，于大定三年(1163年)离开地穴迁到刘蒋村即现在重阳万寿宫所在地。三年后，烧却故庵舍赴蓬瀛访友，即得全真七子：马钰，号丹阳子；谭处端号长真子；刘处玄，号长生子；丘处机，号长春子；王处一，号玉阳子；郝大通，号广宁子；孙不二(马钰之妻)，好清静散人，此即所谓全真七子，来承传宏扬全真教。大定九年，重阳祖师西行止梁，无疾而逝。至此以后，全真七子又各立门户，从内部繁衍出七个支派，即马钰的遇仙派、丘处机的龙门派，谭处端的南无派、刘处玄的随山派、王处一的嵛山派、郝大通的华山派、孙不二的清静派，其中龙门派的势力最盛。　　

　　在户县至今有遇仙桥等和王重阳传说有关的遗址，可见真正的王重阳和“全真七子”都是宗教家而不是像金庸小说中的江湖侠客。不过全真教也重视练气功和武功，但他们更侧重养生，而不是“称霸武林”。(杨斌鹄侯小燕)

作为一个校长，要体现出作为校长应具备的素质，体现出一个领导者的风范。

可惜的是现在的校长，在校的时候，开会的时候，除了发火，就是批评。试想作为一个领导者如果一开会就发飚，一开会就批评，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曾说过批评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啊，如果是偶尔的批评，可能促使我们去认真思考，去认真反思。从这方面来说批评是对。

但是如果一开会就批评，好像就失去了批评的真正作用，试想如果你一天到晚被领导者批评，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态，是不是一听就烦呢，还是认真去反思呢？

中共特别党员揭密

　　我党在领导民主革命斗争过程中，为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如情报工作)、增强党在中上层社会中的力量以及联系群众开展合法斗争等方面的需要，曾发展过相当数量的特别党员。民主革命已过去50多年了，一些人因对这段史实不清楚而产生了种种误传。因此，有必要对特别党员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考察，给人们一个清晰明白的印象。同时，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全面正确理解我党关于发展党员的思想，消除目前关于发展党员问题面临的片面认识。

　　一、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

　　关于什么是特别党员这个问题，张闻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特别党员是指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而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特别党员之特别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特别党员具有特别的社会身份。普通党员的社会出身基本上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与此不同，特别党员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社会出身”(如官吏、军官、资本家、社团领导人、社会名流)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的分子”。按阶级成份论，这些人应归入官僚阶级、买办阶级、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范畴。与此相联系，特别党员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的中上层，有些“在公开组织中已经取得一定领导地位”。

　　二是在党内特别党员受到特别的管理。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党章规定只要是正式党员即可担任，并没有要求一定是党组织的领导人才可担任。但是，由于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的原因，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往往由党的中高级党组织的领导人担任。如邵飘萍(1925年入党)入党介绍人是李大钊。特别党员被吸收入党，还须上级组织批准。批准特别党员的组织常常要党的高级组织乃至中央批准。一般做法是，由党的高级组织的领导人代表相应的组织来吸收和批准。如杨度(1929年入党)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代表中央批准的。

　　对特别党员怎么进行管理呢？当时中央组织部曾规定：“一切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该由适当高级党委直接管理。”通常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不编入支部，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赵寿山(曾任国民党第38军军长)曾回忆说，他在作为特别党员期间，“从来没有过过党的组织生活”。二是由较为高级的负责同志与之个别联系并进行教育。采用这样的管理方式，是为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保密。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不仅对党外保密，即使在党内也处于只有很少几个人知情的秘密状态。赵寿山1942年由毛泽东批准入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这情况。特别党员一旦不再从事秘密工作转而从事党的公开工作后，其党员身份在党内公开也就成为普通党员。特别党员转为普通党员，有的是直接编入党的支部组织，同其他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而公开党员身份。有的却仍将其特别党员这段历史保密而重新公开申请入党。

　　二、特别党员之特别，最根本的是他们肩负着党组织分配给的特别的工作任务

　　特别党员承担的特别的工作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掩护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党的文件明确规定：“在上层负责的公开工作的同志要掩护与援助下层工作的及秘密的同志去进行工作”，“在情况允许的限度内掩护党的秘密组织进行工作。”在掩护党组织秘密活动方面，特别党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黄贤度(1937年入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任江西上高县县长，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将一批地下工作同志分别安插在县区乡政府、国民兵团和县大队。

　　二是营救被捕的同志和进步人士。为了保存党的骨干，减少党组织的损失，特别党员常常利用较高的社会地位，采取巧妙的手段，营救被捕的同志和进步人士。胡愈之(1933年入党)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参与营救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牛兰夫妇(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陈独秀、许德珩、侯外庐、陈赓、罗登贤、廖承志、余文化等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特别党员袁殊以汪伪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等身份，利用日汪订立的《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巧妙保释了遭日军逮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有二三十名之多。

　　三是给党组织以经济、物资方面的支持。在经济、物资方面支持党的组织是普通党员的义务，更是特别党员的一种工作任务。例如，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1937年入党)，在重庆国民党中统、军统中广交“朋友”，还成了陈果夫的座上客，为广大华行的药品和器械经营打开了局面，生意蒸蒸日上，从而为新四军提供所需药品，为党组织筹集经费。

　　四是统战联络工作。根据中央要求，统一战线工作的面要尽可能地广泛，“不仅在文化教育部门，而且应该到军事、政府、党务、经济各种部门中活动。不仅于在野的士绅名流中活动，还要在当权的人士中活动。不仅在进步的分子中活动，还要在中间的和某些顽固分子中活动。”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特别党员为发展和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开展了广泛工作。例如，王昆仑(1933年入党)以国民党候补中委、立法委员的公开身份，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重庆参与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团结了一批民主党派成员、国民党左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党的周围。续范亭(1938年入党)以国民党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身份，做山西和西北国民党上层人士阎锡山、傅作义、赵承绶、杨集贤、邓宝珊和马占山等的统战工作。

　　五是推动开展各种进步活动。一些特别党员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参加并推动公开的群众性的进步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郭沫若(1927年入党)抗战时期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身份，领导大后方的进步文化运动；李杜(1935年入党)在抗战胜利后，撰写《东北抗日联军之沿革》等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1947年7月参加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组织的反对内战活动。

　　六是获取各种情报。特别党员因其公开的较高的社会地位，本身就掌握着大量的情报，并容易从其他方面获取更多的党组织所需要的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情报。叶剑英1927年7月上旬秘密入党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武汉政府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汪精卫决定反共，准备假意邀请叶挺、贺龙上庐山开会，扣留他们。叶剑英得知此情报后，立刻找到叶挺、贺龙，并在甘棠湖秘密会谈，叶挺、贺龙随后即率部队开赴南昌，参加南昌起义。

　　七是率部起义。有一些特别党员是部队的主官，对部队有合法的直接控制权。他们利用这种地位做各种起义准备工作，在革命进程的适当时机，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率部起义，投入革命阵营，给予敌人以最直接的打击。特别党员领导的起义比较著名的有：1929年11月15日，国民党江西吉安县靖卫大队大队长罗炳辉(1929年入党)，在吉安率所部600余人起义，将起义部队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1931年入党)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部1.7万人在宁都起义，全体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红五军团。

　　八是策动反正。瓦解敌军是争取武装斗争胜利的重要手段。瓦解敌军的途径和方式很多，但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还是策动反正和率部起义两种形式。在策动反正方面，特别党员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46年初，国民党军新编第六路军郝鹏举部两万余人在台儿庄附近起义。为争取这次起义，郝部中的两位中共特别党员第3军军长兼第1师师长乜庭宾(1945年入党)、第2师师长张奇(1945年入党)与国民党第33集团军副司令官张克侠(1929年入党)分别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特别党员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做掩护，但要完成工作任务仍须冒着极大的风险，许多偶然因素都会使他们遭受被追捕之苦、牢狱之灾，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有不少特别党员为民主革命胜利壮烈牺牲。

　　三、有关特别党员问题存在的几个误解

　　长期以来，在对特别党员的认识上存在一些误解，有必要予以澄清。

　　其一，特别党员不能简单地被称为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现在有的书和文章将特别党员指称为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这是不准确的。众所周知，在民主革命早期，“当时党处在地下时，一切党员都是秘密的”。所以，“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是普通党员的通称。从概念上讲，“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是全称概念，特别党员是特称概念，特别党员属于“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的范畴，但有着远比“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具体的规定。有两份文献说明了特别党员与秘密党员的区别。1938年6月，张闻天、刘少奇在给朱瑞的电报中指示说：“在牺盟及其他一切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与政府机关中之党员，均须组织党团，但须特别注意秘密工作，不要使关系暴露，并根据情况保持某些同志为特别党员。”1946年1月5日，陈毅就郝鹏举部起义事向中共中央发电报说：“郝部有两个师长是特别党员；另外我们由淮北区打入十几个秘密党员，均担任官佐。”

　　其二，特别党员不是特殊党员。有的文章和书中把特别党员称为“特殊党员”。这是不对的。党的文献从来没有将特别党员称作“特殊党员”；党的文献一直是将“特殊党员”指称为在党内闹特殊化的党员，特殊党员是一个否定性的称谓。

　　其三，特别党员与候补党员的区别。还有一些人将特别党员等同于候补党员。这也是不准确的。特别党员或许有候补期，但绝不等同于候补党员。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馆员)(北京日报 作者：叶成林)

中共第一大案：陈独秀成斯大林替罪羊(图)

曾连任五届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于1927年被开除党籍

　　过去一说起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从中共“一大”到“五大”连任五届的总书记陈独秀，就说他是造成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是“托派”，并被开除了党籍。有人称陈独秀问题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大案。

　　陈独秀的罪名具体是谁定的呢？从《易礼容纪念集》处披露：易礼容1921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创建了湖南第一个党小组，1927年8月4日，共产国际从武汉来了两个苏联人，住在长沙苏联领事馆，找易礼容、夏明翰等人开了一晚上会。中心议题是提出要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这时“八七会议”还没有开，中共中央还没有说话，他们就风风火火地跑来指挥一个省委打倒自己的中央总书记，这是什么意思？陈独秀又没有叛变，没有退缩。易礼容等人想不通，问这两人：“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难道要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当时‘国际’有指示(指要求中共中央不能和蒋介石、汪精卫分裂的那些指示)。‘国际’代表就无责任？”易等人拒绝了这一非份要求。会议不欢而散。“八七会议”陈独秀下了台，易礼容也被撤了职。易礼容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97年去世，这是他口述的情况。

　　为什么共产国际的人要亲自出马风风火火地去组织人打倒陈独秀呢？　　

　　据杨尚昆回忆录中的文章：《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杨尚昆1926年到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办的中山大学学习。他在文章中说，1927年整个3月份，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不得不服从群众的革命意志”。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即4月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话音刚落，4月12日，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消息传来，中山大学像遭了一场大地震。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学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宁(南京蒋介石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当时被称为国民党右派)、汉(武汉汪精卫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当时被称为国民党左派)分裂，“事实上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斯大林要学员仍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又是话音刚落，7月15日，宁汉合流，武汉的汪精卫也跟上蒋介石反共了。

　　这一下，斯大林怎么办呢？7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下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杨尚昆在文章中说：“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这就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当然要马上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制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对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好审判陈独秀这个替罪羊了。

　　(摘自《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冯东书文)

志愿军为什么撤出朝鲜?

凤凰卫视揭密：志愿军为什么撤出朝鲜

　　主持人：董嘉耀

　　特邀嘉宾：香港中文大学 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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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嘉耀：刚才我们是谈到朝鲜核危机，朝鲜跟美国各自的一个政策和底线，我们也很关心，像中国，刚才提到这个区域里面中国是一个大国，他到底是一种什么策略，现在大家也很关心中国对朝鲜有多大的影响力。

　　沈先生，谈过朝鲜跟美国在朝鲜核危机的一个策略，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最近我们发现中国是有很多的外交动作，穿梭在朝鲜跟美国之间，也受到国际社会一个赞许，首先想问一下中国跟朝鲜从历史一直走到今天，中国跟朝鲜现在的关系最新怎么样？

　　沈志华：关于中朝关系我想人们有很大的误会。五十年来很多人都认为中朝是亲密无间，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宣传的结果。就我对历史的研究来看，中朝的关系实际上一直是非常紧张的。

　　我们首先说朝鲜战争期间，人们都知道中国出兵是帮助朝鲜打美国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金日成并不想让中国出兵。当时1950年7月份的时候，美国一参战，苏联大使就找周恩来说斯大林同志希望中国做准备，你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要去帮助朝鲜。中国也做了准备，几万人马也调到东北，也建立了边防军，但是金日成连中国需要的地图也不给，最后志愿军去用的日本的地图。派军事参谋去勘察朝鲜地情，不让去，后来派了一个武官去了解战局的情况，金日成好吃、好喝、好招待，高级宾馆一住，安了一个直线电话就是金日成接，当时就是蔡成文。后来我采访他，他给我讲当时的情况，他说他得到的消息都是第二天就见报的消息，没有最新的情报。所以后来几次周恩来跟斯大林抱怨，说我们怎么帮助他们，他什么情况都不让我们知道，一直到最后仁川登陆，9月28号，平壤已经很危机了，因为联合国军就要过三八线了，最后他们没办法了，给斯大林写信，希望苏联援助，苏联又不肯援助，说这个事最好找中国，最后才请中国出来，在朝鲜战争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个矛盾也是很……大家在一些战略安排，究竟是继续往南追击，还是整修，越过三八线以后有矛盾，中朝联军谁指挥，是中国人指挥还是朝鲜人指挥，按说人都是中国人，中国去的人多，当时朝鲜部队几乎已经都给打散了，但是你是在朝鲜作战，金日成想指挥，彭德怀说那不行，你不能指挥，你指挥已经败成这个样子，你还指挥。矛盾也很严重。

　　五二年美国轰炸非常厉害，金日成想停战，毛泽东坚决不停，说这会在敌人的威胁下怎么能够接受他的条件，这不表示你软弱吗？等等很多矛盾，最后都是通过苏联给解决了。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大家是你知我知道，表面上谁也不说，我想两国领导人都非常清楚，这就造成了到战后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就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朝鲜劳动党内部也搞起了一批人反金日成的个人迷信，因为朝鲜劳动党有几个部分组成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延安派，就是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到延安去的这部分朝鲜人后来又回国了，这部分主要都是在军队里的干部，当时也都掌握了党政军很多人在高位。还有一拨南方派，就是朴见永，当时在南方被排挤到北方。这批人到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被打下去了，当然还有苏联派一拨人。56年当时要起来倒金的主要是延安派，这个事败露，所有这些人，包括几个政治军委没办法，结果就逃了。后来我到西安去采访了一个人，就是平壤市委书记。金日成追杀就逃到中国来，管中国要人，因为当时驻苏大事也叛逃了，也是反金日成的。这样中苏就商量怎么办，后来就找金日成谈，让他算了。金日成提出的条件事中国把志愿军撤了，你不要几十万军队老在我这，实际上他对这个是很反感的。这样达成一个协议，我们到58年以前把部队都撤走，你们这几位也算高级领导干部也不要再追杀了。后来这些人都给疏散到西安、咸阳这一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97年去采访的时候都已经到老干部局。

　　所以中朝之间的矛盾其实是很尖锐的。但是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心理上的作用。有一段比较好，就是中苏分裂的时候，苏联对朝鲜不好，朝鲜拉中国，后来又不行了，就是中国一改革开放，因为政策大家又不一致了。

　　在这里，就我个人的估计和判断，中国实际上对朝鲜的影响力是不大的。但是得反过来看，美国人和朝鲜人都希望对方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很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朝鲜人是这么想的，如果中国人根本就不帮我，美国人知道我跟中国人没什么关系，那我手里就缺张牌。所以他表面上希望给美国人做出来，我跟中国人关系非常好，什么事他会帮我的，你打我，我有筹码。

　　美国人其实也是希望中国在这里面发挥作用，他不愿意直接跟朝鲜谈，他希望通过一些能够对朝鲜有影响的大国去影响他，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其实大家心理都心知肚明的，实际的情况是影响力不大，但是表面上又都希望中国给予很大的影响。

　　董嘉耀：特别是刚才你也提到，当时中国成为抗美援朝的战争遗留下来历史当中的一些渊源，我相信这个渊源，金正日作为金日成的儿子，他应该也知道当中所有的渊源和交往，所以延续到今天，我们从新闻报道当中很多时候看到是中国经常给朝鲜提供很多无私的援助，这方面会不会也是中朝之间近期，包括这一段时间以来互相能够有一种比较良好关系很重要的基础？

　　沈志华：中国援助周边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弱小国家，这个是有传统的了。特别是从70年代，毛泽东就喜欢周围国家谁缺什么就给什么，我想这个援助的力度其实是逐步转弱。因为中国也逐步走向务实，不是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谁想要什么就给什么。但是朝鲜的确把这个作为一种维持关系的交易，你给我东西我就跟你好，你不给我东西我就给你脸色看。

　　我研究朝鲜战争，据我了解，朝鲜的几个战争纪念馆根本就没有志愿军的展出，任何一个字、一个画面都没有，他的教育就是这场战争是咱们自己打的，你给他打死那么多人，损失那么大，从多少年来朝鲜的展览都是这样子，其实这个中国政府其实也都知道。

　　董嘉耀：最后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你也研究朝鲜问题，最近在中国的网民当中有讨论说，中国的另外一个邻国巴基斯坦是核子国家，也有一些传言说它发展核武器的时候曾经中国给过一些帮助。现在朝鲜核危机，中国的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求朝鲜半岛无核化，一定不能搞核子武器，中国为什么会那么坚持？

　　沈志华：我想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希望他的邻国也掌握核武器，1954年10月赫鲁晓夫到中国的时候给了中国很多的好处，比如旅顺基地还给中国，四个合营公司还给中国，增加经济贷款，增加援助的项目，所以当时赫鲁晓夫非常高兴的问，毛泽东同志你还需要什么就说吧，毛泽东说了一句话把他吓坏了，毛泽东说我想要原子弹，你能不能帮助我们制造原子弹？当时赫鲁晓夫就愣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中国会提出这么一个要求。最后双方当时达成了协议，可以帮中国搞个反应堆。当然反应堆和原子弹是两回事，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一直到55年、56年，中国一再的要求核武器的技术，苏联就是不给，左推右推，说你和平利用，先搞着，先培养人，先讲课学习，最后一直到1957年苏联自己出事了，他们党内发生了重大的分裂，要得到中国的支持，毛泽东也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中国共产党对他表示支持以后，到1957年10月15号就签订了所谓国防新技术协定，就是给中国提供核技术。

　　董嘉耀：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就是中国可能要发展核武器计划的时候有他一个历史的背景，不过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安排时间也要请沈先生继续谈一下有关中朝苏之间的一些历史渊源。

张学良：不抵抗命令是我下#此事与中正无关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这里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不抵抗命令到底是谁下的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张学良说：此事与蒋介石无关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变”，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就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谈。于凤至不是那种人。”张学良说：是我的责任，不能诿过他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文革”前后中国援外付出多少钱财?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告诉1976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的研究及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录：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据李光耀估计，20世纪80年代中国援了10亿美元。

　　1、援助阿尔巴尼亚：

　　中国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

　　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伍修权将军的文章《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独裁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

　　2、越南：

　　对于越南，中国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

　　另外，中国还援助了枪11.6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

　　越南人1978年发起的对华战争中，他们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

　　3、朝鲜：

　　为朝鲜，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63亿元的战争费用，560万吨作战物资……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40万吨炼焦煤；2001年3月，朝在接待曾庆红到访时对我国“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2001年9月，朱邦造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6月11日的文章说：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

　　4、“非洲兄弟”：

　　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毛现场办公，拍了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单是10年的艰苦施工。我们的同胞，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

为什么诸葛亮不投效强大的曹操 而投效刘备？

　　诸葛亮是中国古代最受赞誉，也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家、军事家。从三国时期至今，虽历经1700多年，他仍为世人称颂，几乎是中国人理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偶像。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并不像《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样料事如神、完美无缺。

“三顾茅庐”是诸葛亮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极具探索价值的历史事件。比如：明明有史书记载是诸葛亮毛遂自荐，而不是刘备“三顾茅庐”，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诸葛亮为什么不投效曹操和孙权，而唯独看中了走投无路的刘备？“坐在小车上、手摇鹅毛扇”，这是我们熟悉的诸葛亮的标准形象，他当年真是这样的吗？据说著名的《隆中对》战略一开始就隐藏着致命的设计缺陷……

诸葛亮，琅邪国阳都县(今属山东沂南)人,从17岁起开始隐居隆中(今湖北襄樊)，过着一种半耕半读的生活。他一方面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一方面拜师访友、广泛地与社会接触。经过十年的艰苦磨砺，逐渐成为一名志向远大、学识渊博、关注社会、见解独到的青年才俊。《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隆中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著名宰相管仲和著名将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是，他的朋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相信，诸葛亮确实是一位天才。

　　有这种眼光的还有两位长者——庞德公和司马徽。这两位都是诸葛亮的老师，也是当时名震荆州的学术领袖。他们的学生有很多，其中才智超群者不乏其人，但两位大师最欣赏的还是诸葛亮，称他为“卧龙”。

　　古往今来，一直有很多人不明白，诸葛亮为什么不去投效曹操？在政治上，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拥有政治优势。在实力上，他统一了北方，兵多将广、钱粮充足。在个人能力上，他堪称雄才大略，当时的政治家无人与他相比。特别是在对待人才方面，曹操求贤若渴，三次颁布“求贤令”，广纳天下贤才。对此，天下读书人无人不知。

　　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曹操是否知道有诸葛亮这个人，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诸葛亮对曹操肯定是早有了解。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有着双重面孔的人，性格很复杂。起初，他有匡扶汉室的志向与抱负，后来他又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并最终做到了这一点。曹操在看到民众因战乱而流离失所时，他会伤心落泪，并出台政策招抚流民，恢复生产、安定社会。但是他也会因为父亲之死而迁怒他人，大肆屠杀几十万无辜百姓。对待人才方面，他既可以连袜子也来不及穿就跑出去欢迎人才来访，也会因一些小事而翻脸无情，杀害跟随自己多年的老朋友。诸葛亮对曹操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喜欢的。

　　诸葛亮虽然不会投效曹操，但他一定考虑过孙权。孙权文韬武略，胆识过人，不愧为一代豪杰。他据有江东，兵精而粮足。孙权爱惜人才，而且也与手下人相处得很好。另外，诸葛亮的大哥诸葛谨在孙权手下很受重用，有大哥的提携，诸葛亮在东吴应该是很有前途的。

　　但诸葛亮为什么不去投奔孙权呢？史书上记载：赤壁大战前，刘备派诸葛亮去东吴说服孙权联合抗曹。当时东吴的大臣张昭想留下诸葛亮，被他婉言谢绝。后来有人问起其中的原因，诸葛亮说：“孙权当然是人中豪杰，但是我看以他的度量，他有可能会对我很好，但不会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不能留下。”这是诸葛亮已经投靠刘备以后的事。

　　在今天隆中的半山腰上，有一处凉亭，名叫“抱膝亭”。史书记载，由于尚未发现值得辅佐的明主，诸葛亮一直显得很茫然，每当早晨和傍晚，他都独自一人，在山林之中抱膝长啸。

　　当这位读书人倍感苦闷的时候，后来那个最赏识他、最可以发挥他才智的人——刘备，其实就在距离隆中不远的新野县城里。当时，他也苦闷极了。

　　刘备一生也极其坎坷。起初，他在家乡起兵参与了镇压黄巾起义，后来又卷入诸侯混战，几十年东征西讨，凭着讲感情、够朋友和自己的那点谋略才一步步成长壮大起来，拉起了一支队伍。但他没有聪明的谋士辅佐，所以只能时而投靠陶谦，时而联合吕布，时而归顺曹操，时而依附袁绍，始终被人利用来利用去，跑了大半辈子，也没跑出个名堂来，一直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大约8年前，刘备走投无路时，才跑到荆州投靠刘表。

　　刘表把刘备安置在抵抗曹操的最前线替自己守住大门，扮演“炮灰”的角色。幸运的是，在刘备镇守新野的几年里，曹操忙着在北方东征西讨，几乎无暇收拾刘表。所以刘备在新野一住就是8年。

　　建安十二年，刘备认识了司马徽和徐庶，这两人向他极力推荐诸葛亮，并称赞诸葛亮是“卧龙”。很快，刘备就亲自去拜访一位年仅27岁、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诸葛亮。于是就有了千古传颂的“三顾茅庐”的故事。

　　这就是刘备的过人之处。刘备在诸侯中被人称为英雄，靠的不是他有多少军队，有多大地盘，而是他对朋友很诚恳、很讲信义，即使对一般的人也很有礼数，另外对老百姓也很仁慈。所以，在天下动荡的那个年代里，很多人愿意死心塌地地跟着他。由于有这种号召力，当时的诸侯，包括曹操和袁绍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很重视刘备，很愿意与他结盟。当然，刘备去拜访诸葛亮，能“三顾茅庐”，主要原因还是他急需人才。但刘备作为一个世人皆知的大英雄、一位年近半百的老将军，肯屈尊拜访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向他请教治国平天下的战略问题，这就足以让诸葛亮感动了。

　　关于“三顾茅庐”的故事，《三国演义》写得非常精彩，足足花了近两个章节的篇幅来描写刘备与诸葛亮的会见，但在权威的历史书《三国志》中，上述内容都没有记载，关于这一段，书中只有五个字“凡三往，乃见”。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有一番外貌描述，说他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除此之外，小说还在别的章节中提到：诸葛亮执掌刘备军队后，常常手持羽扇，坐一辆四轮小车。

　　《三国演义》的这种描述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今天我们看到的诸葛亮形象几乎都来源于此。然而，生活在明代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距离三国时期已有1000多年，他的描述有何依据呢？

　　晋朝的裴启在他所写的一本名叫《语林》的书中，记载了诸葛亮外貌。书中说，诸葛亮和司马懿在五丈原对峙时，司马懿曾经派人偷偷地观察过诸葛亮。那人报告说，诸葛亮坐一辆未加装饰的小车，头戴葛布做的头巾，手持白羽扇，指挥三军。司马懿听后长叹一声，说：“诸葛亮真名士也！”这是魏晋南北朝的文献中对诸葛亮外貌特征惟一的记载。它可能就是罗贯中塑造诸葛亮外貌特征的依据。

　　据学者研究，在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名士们非常盛行戴各种各样的头巾。所以，说诸葛亮头戴葛巾、纶巾应该都没有错。

　　羽扇是用鸟的羽毛做的扇子。东汉末年盛行于江东，除了诸葛亮之外，当时，手里整天拿着扇子的名士也不少。

　　鹤氅原本是一种用白鹤等鸟的羽毛制作的、价格昂贵的外套。后来泛指那些衣袖宽大、穿着飘逸的外套。这种服饰在魏晋时期确实非常流行。

　　至于四轮车，则是罗贯中的艺术加工。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在五丈原坐的小车，是一种由一匹马拉的两轮车，而不是《三国演义》中让人推着走的四轮车。

　　《隆中对》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千古奇文。关于它的内容，简而言之就是：曹操和孙权都很强大，暂时不可与之竞争。荆州的刘表和四川的刘璋都缺乏执政能力，可以先后夺取这两个地方。然后，搞好内政外交。等到天下有变，就两路大军分别从荆州和四川向北进军，一举夺取天下，恢复汉室。

　　可以想象，当时刘备听了诸葛亮的这番分析后，犹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在眉开眼笑之时，当即就决定请诸葛亮担任自己的谋士，共同实现《隆中对》中所描绘的蓝图。

　　从古至今，学者们大多对《隆中对》中的精辟见解表示非常推崇。他们认为，对曹操和孙权的实力，诸葛亮看得比较客观。刘备后来东征失败，诸葛亮和姜维后来多次北伐、无功而返，这都证明曹魏和东吴的实力确实很强大，暂时不可与之争锋。而最精彩的是，刘表和刘璋确实缺乏执政能力，荆州和益州后来果然被刘备占领，实现了诸葛亮的初步构想。这充分展示了他对时局发展的惊人的

预见性。这种远见卓识是他不同于一般政治家的重要因素。至于后来之所以没有实现他当初的全部构想，那是因为刘备等人在执行这一方案时出现偏差，执意东征，导致孙刘两家刀兵相见，荆州丢失，北伐难以成功。

　　但是，也有学者对《隆中对》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看法。他们认为：《隆中对》最基本的战略思想是要占领荆州和益州。当时，能看到这一点的不只是诸葛亮一个人，比如曹操就这么想过，他也是这样做的，先收拾荆州的刘表，再收拾汉中的张鲁，进一步谋图益州。东吴方面，鲁肃和周瑜都认为东吴应该先占领荆州后吞并益州，然后与曹操争霸中原。后来东吴占领荆州，又谋划着进攻益州，就是这个计划的具体行动。所以，现在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诸葛亮的想法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还有学者认为：荆州地处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是一块谁都想得到的战略要地。以刘备的实力，他不可能一人独占荆州，一旦他的主力进入四川后，他更不可能长时间保有荆州。因为四川与荆州的交通主要靠长江三峡的水运，而三峡水道过于险要，很难在两地及时调兵遣将。所以一旦强敌入侵，主力在四川的刘备很难保住荆州。历史上，无论是南北朝，还是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任何一个占据四川的地方政权都没有能力同时占有荆州，这就是个明证。所以，诸葛亮想同时占领这两个地方，其设计一开始就有致命的缺陷。

　　诸葛亮的《隆中对》给穷途末路的刘备指明了一条光明的大道，同时也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施展才华的位置，以至于后来开创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没有刘备，诸葛亮可能会一直待在隆中，老死在他那个茅草屋里。至少，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一个光彩照人的诸葛亮了。所以后人对刘备的礼贤下士，是极其羡慕和推崇的。刘备本人也因为“三顾茅庐”而妇孺皆知、名垂青史，成为中国历史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模范。

　　《三国演义》中说，诸葛亮跟随刘备出山后，刘备以对待老师的礼节对待诸葛亮，还任命他为军师。后来曹操大军南下征讨荆州，诸葛亮首次指挥刘备军队就取得“火烧博望坡”的胜利，继而又取得“火烧新野”的胜利。可惜，历史完全不是如此。

　　诸葛亮出山后，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刘备任命他为军师。实际上，那时军队里也没有这样的职务。刘备驻扎新野，自己尚且寄人篱下，哪能给诸葛亮什么样的官职呢？诸葛亮真正开始有职务，是在赤壁大战以后，刘备逐渐夺取了荆州的一些地盘，自己做了荆州牧以后，才任命诸葛亮做了个“军师中郎将”。而在此之前，他根本没有任何职务，不可能指挥刘备的军队，也就更谈不上“火烧博望坡”和“火烧新野”。

　　据史书记载，即便是赤壁大战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诸葛亮也从未指挥过任何一场战斗、率领过任何一支军队。诸葛亮之所以伟大，并非一开始就被委以重任，然后一帆风顺、捷报频传。恰恰相反，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一直从事一些并不显眼的基层工作，而且把它们做得很好，用自己出色的工作来赢得刘备和大家的尊重，最终担负起蜀国丞相的重要职务。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发布 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发布）

　　第一条 为统一全国年节及纪念日的假期，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

　　（一）新年，放假１天（１月１日）；
　　（二）春节，放假３天（农历正月初一、初二、初三）；
　　（三）劳动节，放假３天（５月１日、２日、３日）；
　　（四）国庆节，放假３天（１０月１日、２日、３日）。

　　第三条 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

　　（一）妇女节（３月８日），妇女放假半天；
　　（二）青年节（５月４日），１４周岁以上的青年放假半天；
　　（三）儿童节（６月１日），１３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放假１天；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８月１日），现役军人放假半天。

　　第四条 少数民族习惯的节日，由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各该民族习惯，规定放假日期。

　　第五条 二七纪念日、五卅纪念日、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教师节、护士节、记者节、植树节等其他节日、纪念日，均不放假。

　　第六条 全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如果适逢星期六、星期日，应当在工作日补假。部分公民放假的假日，如果适逢星期六、星期日，则不补假。

　　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